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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道]英国伯明翰大学斯旺森教授来我所讲学(一)
浏览次数:811    发布时间:2012-10-8 09:53

          

应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邀请,伯明翰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罗伯特•斯旺森教授(Professor Robert Swanson)于2011年9月1至14日为武汉大学世界史专业的师生作了名为“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专题”的系列讲座。

讲座共有五讲,按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三讲侧重于教会的组织构建,介绍了三类方式各异但同怀为基督献身精神的神职人员。后两讲侧重于分析教会与其所处的封建社会的关系。

第一讲的主题是教会最古老、最基本的成员——神甫和主教。教授首先介绍了教会的结构和这两类“俗界”神职人员的来源及性质。“神甫”和“主教”在《圣经》中均有提及,但到11世纪,其含义已大为不同,只是在生活方式上与早期的神甫与主教存在联系。由于大多数神甫与主教在俗界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俗界”神职人员。要想正式成为神职人员,圣职授任仪式必不可少。之后,教授重点谈及了成为神甫的条件(比如保持独身)及其职责(主持圣事,比如传道、洗礼、弥撒、聆听忏悔等),以及作为神甫的禁止事宜(比如不得暴饮暴食,不得打猎,不得参与公共娱乐活动等)。但实际中,这些规定并非所有神甫都能做到,毕竟当时教会对下到基层的神甫缺乏系统专业的教育、培训手段,而且神甫自身无法脱离人性(比如常常在性问题上犯错)。神甫的行为不端直接导致了时人对其施行圣礼有效性的颇多怀疑。因而圣事的有效性与神甫本人的品行是否有关成为人们常常争论的话题。尤其是到中世纪晚期,随着平信徒在宗教事务方面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加剧了对教会的怀疑,从而动摇了教会存在的基础。其后,教授将话题转向居于高位的主教。由于主教的行为随地域情况而各有不同,他主要介绍的是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主教。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教的文化程度渐高,已婚主教渐少。从理论上说,主教兼任所在教区的宗教领袖和司法长官,教区全部人员的精神活动、日常争端他都要过问;但实际上,由于一整套行政体制(包括主教助理、堂区神甫等各类神职人员)保证了社会的良好运转,主教的工作负担大大减轻,甚至存在主教长期不在教区的情况。他们常常为罗马教廷(作为红衣主教)或英格兰王室服务(如担任中书令等)。在宗教改革中,“俗界”神职人员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第二讲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为正式会规所约束的修士、会士与修女。教授首先介绍了修道院制度的历史来源。早期的修道院制度有两大类型:一类开始时是一些渴望出世的个人归隐到沙漠等偏远地区,像上帝一般过贫穷的生活,后来随着参与者的增加发展出一些僧侣团体;另一类从一开始就组织化,例如罗马帝国时期富人在自己家中或领地中组织的一些僧侣团体。由于缺乏模板,各个团体都自己制定规章制度。但在这些规章中,在西方影响最大、最著名的要数鲁西亚的圣本尼迪克制定的本尼迪克会规。它的基本要求是圣贫、贞洁、服从、坚定。随后,教授重点谈到了10世纪修道院制度的改革和相关会派的出现,诸如依靠教皇力图改变教会腐朽的克吕尼派,以及倡导返回本尼迪克传统、脱离尘世的西多会、加尔都会等。12世纪新出现的奥古斯丁会规由于其灵活、简单而被许多新圣职团(比如普雷蒙特会)所利用。就修道院对中世纪晚期教会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虽然修道院在1215年后出现了为财富腐化和脱离公共(祈祷、劳动、圣贫)生活、强调个人安逸的倾向,但它却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修士、会士们扩大了教会在偏远地区的影响,他们向普通人传道,补充了“俗界”神职人员的宗教服务职能;一些修士、会士参与到教会的机构中,为教会注入了新鲜血液;由于希望自给自足,修道院也常常作为领主经营庄园,并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影响到相邻城市的发展。最后,教授简要地介绍了修女制度以及12世纪带会规的宗教团体的改革情况。修女制度是伴随着男修道院的出现而产生的,且多为男修道院的伴生物。修女们因无法参与公共生活而比较注重内心修养。到12世纪,修士和会士由于在金钱上的腐化和组织方面的僵化而常常受到指责,因此在其内部出现了力图回到本尼迪克会规所要求的神圣而纯洁生活的期望和改革。而与改革同时发生的还有托钵僧的兴起,他们的生活起初更类似于修士的理想。

第三讲紧承第二讲,主要讨论了云游四方靠乞讨为生的托钵僧。教授首先结合12世纪平信徒更多参与宗教生活而带来的异端增多问题探讨了托钵僧的起源。托钵僧最先是教会用以保护教会本身的工具,因而他们不仅要过使徒般符合教规的生活,还必须通过讲道满足平民的精神需要。之后教授叙述了中世纪最著名的两大托钵僧团——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历史沿革,并强调托钵僧自创立开始就与教会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教会想使托钵僧适应于原有的教会体系,但为教会控制并非是托钵僧所愿;托钵僧虽然不收什一税,但不免会分散平信徒对教会的捐赠;而托钵僧成立之初以善于传道而著称,这不但吸引走了本堂神甫的听众,更使得人们更愿意向他们忏悔,地方神甫的地位受到了很大挑战;此外,由于直接服从于教皇,主教也无法对托钵僧行使司法权等权力。在托钵僧对教会的影响方面,教授认为,一方面,他们不仅进入到教会高层,而且在地方上也成为教育大众的传道利器,甚至不惜殉道,对教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平信徒宗教热情的启发也影响到后来宗教改革的发生。最后教授指出,虽然托钵僧成立之初对宗教饱含热情,但发展壮大后却不断参与到经济事务之中,这明显与僧团创始人的出世意愿不符,因此也激起了时人的反托钵僧思潮。可以说,托钵僧从事的活动最终冲击了托钵僧本身,也很不幸地冲击了本想利用它巩固自己地位的教会。

通过这三场讲座,同学们不仅了解到了中世纪天主教会在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也体会到,教会不单单是如自己所宣扬的“作为沟通天国与俗世的媒介”而存在,它与中世纪的社会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引发了同学们诸多方面的思考。

在提问环节,斯旺森教授对大格里高利改革教会的措施、修道院建立、本尼迪克会规与奥古斯丁会规的区别与联系、当时各大托钵僧会如何认识自身、托钵僧的传道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撰稿人:10级世界史试验班 易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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