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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道】北京大学彭小瑜、黄洋两位教授来世界史所讲学(一)
浏览次数:1502    发布时间:2012-11-13 09:21

          

第一场讲座的题目是“明谷的圣贝尔纳1090-1153:一位法国修士的禁欲主义批判”,彭小瑜教授通过生动的讲解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重新解释了“禁欲主义”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彭教授先举了20世纪一位名叫托马斯·莫顿(Tomas Merton)的著名修士的例子,他与贝尔纳同属一个修会,共同具有西铎会传统,并且借莫顿之口引出我们今天对于“禁欲主义”的评价是存在问题的,修道士有其特殊的社会作用,他们同样可以有完整的人性,世俗社会对其不结婚等行为的批判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启蒙运动学者如爱德华·吉本对中世纪修道士制度的批判,导致了后人的误读。

那么对这种“禁欲主义”的批判始于何时呢?彭教授接着便分析了近代以来对修道士传统的误读。在字义上,“asceticism”一词不过就是“修行”和“出世”的意思,而最早可能在民国(彭教授推测)前辈翻译家便将这个词反意思成了“禁欲主义”,而这便容易让人理解成其为人性的对立面,这本身就不是恰当的汉语翻译,忽略了中世纪悠久而丰富的人文传统。彭教授认为可以翻译成“修道精神”或其他类似的汉译,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而这种错误的翻译是建立在一种已经形成的观念上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其他政治运动一直都在批判中世纪修道士的“禁欲主义”。人的解放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宗教改革等运动在把中世纪的道德打破的同时,又建立起什么了呢?原有的道德基础都没有了?彭教授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的同时,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准备,要打破人的束缚,而这种打破就开始于对原有传统道德(好的道德)的抹杀。

但中世纪的修道士传统并不是像近代以来被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对人性的压抑,中世纪的修道士传统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接着彭教授就具体介绍了明谷的圣贝尔纳,这位中世纪著名的修道士积极干预人间事务,并且写有大量“爱情文学”。在中世纪《旧约·雅歌》是被灵修化了的,贝尔纳著有86篇布道辞《雅歌讲道辞》,专门评注《雅歌》。这部作品被广泛引用在婚礼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而在《雅歌讲道辞》中,贝尔纳表达了对禁欲主义的批判。禁欲的传统并不是中世纪所产生的,而是受了希腊哲学灵肉二元论的影响,而且古罗马便存在对婚姻的谩骂,这些都不是中世纪所产生的观念。在贝尔纳看来妇女是信仰和拯救的榜样。贝尔纳对于基督教核心观念的阐释是这样的:社会关怀是由男女间自然的爱情发生的,由男女之间的至情至柔可以延伸到天下人的爱,而且这种对爱是不能有丝毫程度上的减弱的。这便说明中世纪的爱不仅仅是夫妻之爱,基督教提倡的各种爱都是平等的。在贝尔纳悼念死去的弟弟的文章中,便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爱。人间感情不等于肉欲,而基督教对无克制的肉欲和情欲的批评是放在提倡大爱的语境中理解的,而不是对男女爱情的否定,但这一点却一直被人们误读了。贝尔纳同时代的人,如圣维克多的休,同样都是这样认为的。在中世纪,普通人的婚姻是自由的,是不受父母影响的。婚姻是精神之爱,这是骑士文学与经院哲学的共通理想,禁欲主义本身在基督教中是不存在的,而它应该是一种“修行”(asceticism)。

现代学者勒克莱尔(Jean Leclercq, 1911-1993)在评价贝尔纳时,认为基督宗教在本质上是不能容忍禁欲主义的,贝尔纳在论述人跟神的关系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描述,柔情是修士的秘密。彭教授用形象的语言,将贝尔纳的思想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古今中外,引经据典。在最后,彭教授回到了开篇所讲的著名当代修士托马斯·莫顿,他在一生追求完美的最后关头爱上了一位护士,虽然因为顾及到社会影响使他最后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修士生活,但这种追求完美却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但彭教授却认为:“通过追求完美而失败,但不能因为失败而停止追求,世界还是因为我们的追求而更美好。”

在提问环节,彭教授回答了大家的多个问题,并且指出了我们对西方文化太粗线条化,应该更加细致地进行研究,这样也许可以少一些误读。彭教授幽默风趣,同时又富含哲理的讲座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第二场讲座是由黄洋教授为大家带来的: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黄教授开门见山,一开始便提出了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现行早期希腊史解释框架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

黄教授首先介绍了由剑桥考古学派的代表人物Anthony Snodgrass提出的“八世纪革命(The Eighth Century Revolution)”,提出公元前八世纪开始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城邦的兴起,人口增长导致社会结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城邦的兴起,这被Snodgrass称之为“结构性革命(structural revolution)”。“八世纪革命”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古希腊的“黑暗时代”,“荷马社会”被定在了公元前八到七世纪。而这一理论的提出成为了古希腊城邦兴起原因的范式。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作者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在历史学领域中,范式一旦确立,即获得了近乎历史真实的地位。“八世纪革命”也就长期成为了古希腊城邦兴起的理论范式。

但这一范式的提出是建立在前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的。1931年,一位德国学者Victor Ehrenberg的所写的《城邦何时崛起?》('When did the polis rise?', JHS 57)和1961年Chester G. Starr的《希腊文明的起源:1100-650BC》(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BC, New York),都有提出和Snodgrass相类似的观点,认为公元前750到公元前650年这个革命的时期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为根本的发展(阶段)。但Snodgrass的理论的影响力远甚于前两者,因为他的研究是用考古学研究所印证的,更有说服力,其范式可以被称为早期希腊史的考古学范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古风时代的希腊史领域被考古时代所夺走了,考古史家渐渐超越了文献史家。

接着黄教授顺着Snodgrass的经典范式的发展,介绍了之后学者们对这一范式的修正。弗朗索瓦·德·波里尼阿克在《希腊城邦的诞生:公元前8-7世纪的宗教崇拜、空间和社会》(La naissance de la ci greque: cultes, espace et société viii-vii siècles avant J.-C. ,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84)一书中,通过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城邦是公民的共同体)出发,认为宗教崇拜的共同体产生了政治共同体,希腊城邦的宗教崇拜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教会,是按照在各个圣地的崇拜展开的,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活动。而宗教活动也就划分了城邦的边界。而波里尼阿克认为公元前九世纪出现了宗教崇拜。此外Snodgrass的弟子,扬·莫里斯在《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一书中,反其导师而行之,通过考古研究中的墓室增多现象,认为墓室的增多并不一定能够代表人口的增多,但却能表示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也就是城邦兴起的标志。而这些对范式的修正恰恰说明了范式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黄教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一范式背后的早期希腊史框架。传统观点认为迈锡尼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专制王权,之后文明衰弱,经历了一个“黑暗时代”,而城邦文明则是全新的创造,和此前的文明没有多少联系,Snodgrass也认为到了公元前九世纪,所有以前迈锡尼文明的主要痕迹都已从希腊消失。这种框架的基础是建立在之前的考古学发现和“黑暗时代”的观点的提出之上的。1870年,谢里曼发现了特洛伊,荷马所记叙的英雄时代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下一个文献记载的时期为古风时代。1890年代,芬利(Finley)提出了“黑暗时代”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与多篇文章中称迈锡尼文明为"近东式宫廷社会”('Near Eastern Palace Society'),强调了之后文明的断裂(discontinuity),并且亦有称迈锡尼文明的王宫为“再分配中心”(redistributive centres)。除了芬利以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考古学实证研究,如Anthony Snodgrass的《希腊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 of Greece,1971)、Vincent R. Desborough的《希腊黑暗时代》(The Greece Dark Ages, 1972)等著作。大型建筑的消失等等事实基础,以及公元前八世纪文字的重新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框架。

那么这个框架是否值得怀疑呢?首先是城邦兴起与之前迈锡尼文明有联系的证据。1952年,Michael Ventris译读楔形文字B,证明迈锡尼的语言为希腊语。Martin Nilsson也发表文章认为宗教崇拜也睡具有连续性的。此外,聂斯托尔的王宫也反应了建筑上的连续性。其次,学者们所提出的“黑暗时代”又是否黑暗呢?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如勒夫坎第(Lefkandi)的庞大建筑,很可以说明“黑暗时代”并不一定黑暗。Sarah Morris在文中指出“城邦并非兴起于公元前八世纪,而是诞生于刚刚解体的迈锡尼世界……”。但坚持认为“黑暗时代”黑暗的学者则认为勒夫坎第只是个例外。再次,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已经有学者指出迈锡尼文明可能不是那么专制,地方的独立性还是比较强的。最后,我们该如何理解“荷马社会”呢?Milman Parry及其助手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对塞尔维亚的史诗进行了调查,发现现存史诗都是口头创作而来的,并非一个接着一个顺着唱,游吟诗人们发展了史诗。这就使得学者们对荷马社会有了重新的认识。此外还有John Papadopoulos等批评的声音。

其实这种框架背后是有其特殊意味的。黄教授分析道,西方人认为他们现有文明是建立在希腊城邦基础上的,认为它高于所有文明,也高于希腊文明的所有阶段,而专制的迈锡尼文明是西方人不想要的。西方学者想要丢弃(disown)他们不受欢迎的过去,而这也透露出了西方学者的价值取向。最后,在详细梳理并分析了学术前史与研究脉络之后,黄教授认为,对于希腊城邦的兴起,或许可以提出另一种可能的理解:希腊城邦的兴起是迈锡尼专制王权瓦解之后,希腊社会逐渐演化的结果,并非完全的断裂、骤然的革命性产物。

在提问环节中,黄教授耐心解答,并且与到场参加讲座的徐晓旭老师进行交流,共同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并对同学们仍有疑惑的学术观点进行再分析。黄教授精彩的希腊史讲座,让同学们受益颇多。

(撰稿人:2010级世界史试验班 周之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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