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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道】法国巴黎四大索邦大学丹尼斯•克鲁泽教授来我所讲学
浏览次数:591    发布时间:2014-5-23 15:21

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邀请,2014年5月16日5月21,法国巴黎四大索邦大学丹尼斯·克鲁泽教授(Professeur Denis Crouzet)为我院师生作了三场关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专题讲座克鲁泽教授的讲座主要从观念史的角度入手,剖析法国宗教战争时期精英和民众的行为背后的思想因素。

第一讲为宗教战争时期的上帝观:天主教和新教( Dieu en guerre au temp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catholiques et protestants )教授分别从宗教意识和国王形象的变迁入手,尝试着探寻在宗教战争时期的暴力背后的心理因素。从经济政治的解释回归到神学体系的研究。教授引入城市空间的概念,指出宗教战争时期的宗教暴力围绕着城市空间展开符号化和去符号化的斗争——前者是天主教式的,后者是新教式的。

天主教徒试图在城市空间中打上标识,显示上帝的存在和自身具有神意的支持。他们把城市空间视为一个完整的身体,而异端是污染的源头。天主教徒认为,对于异端不仅要毫不犹豫地打击,并且要在屠杀异端的场所中制造地狱剧场,宣示上帝的正义阻止新教的扩张。教授概括出两个具体特征:地狱化,动物化。两者都是通过折磨新教徒的身体,谴责其与上帝分离,与撒旦交易的行为。相对于天主教针对肉体的暴力,新教徒的暴力对象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新教徒试图清除上帝之恶的记忆空间。其暴力的形式主要为破坏圣像,圣人的遗迹,使得城市空间重新成为上帝的居所。对于新教徒来说,上帝是纯精神的,圣人生存于虔诚中,而不是物质无需通过符号显示自身,圣人圣物崇拜是天主教因自身贪婪所编造出来的谎言。教授指出,新教徒遵循去神圣化,将精神崇拜从虚无回归虚无,如此也绕开了教会,使得人人得以接近上帝的荣耀。

教授进一步考察了处于两种宗教势力之的国王形象,并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和亨利三世遇刺身亡,亨利四世成功结束宗教战争进行新的阐释。他认为屠杀是出于国王已经无法控制国内和平之下,采取的最后手段,而不是早有预谋。而亨利三世的死亡,与其形象密切相关。他试图保持和谐,容忍新教徒的举措,被天主教视为阻碍与上帝交流的罪恶化身。他的死亡,追根溯源是来自于教徒的末世恐惧,刺杀是天主教徒释放紧张感的图景。教授指出,这也意味着在两个宗教中保持绝对王权的探索是失败的。而亨利四世则利用“战争之王”的形象,以及将自己与国家命运的“君权神授”说,使百姓走向顺服。

第二讲为“16世纪的法兰西国家与暴力”( L’Etat français et la violence au XVIe siècle )这一讲克鲁泽教授16世纪法兰西国王形象的转变进行了深入探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形象是一位孔武有力,好战英勇的战士形象。教授以查理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为例,指出国王以暴力宣扬自身的合法性和神意。而弗朗索瓦一世将暴力圣化的做法推向了顶峰,即便是帕维亚战役失败,史官们也在维护国王神圣地位。教授指出,这个时期的对外战争,还具有团结国内贵族,压制异教徒,强化王室控制权的作用。

然而1559年之后,国王的形象和暴力观发生变化,王权的神圣性和暴力性出现削弱的趋势。教授认为,意大利战争的主动终结和亨利二世的死亡造成严重的冲击。前者剥夺贵族的应有的荣耀,后者指责国王因为自身罪恶遭受上帝的惩罚。而接下来发生一系列针对国王的暴力和王权的质疑,也在加速王室自身定位的转变。宗教战争时期的国王形象,出现非暴力化倾向。教授分析凯瑟琳·德·美第奇以及几个国王儿子的行为,佐证国王采用暴力是处于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教授认为,国王的暴力——战争和政治暗杀——是作为一种反暴力手段而存在,并且试图以更少的伤亡来避免更多的伤亡。亨利三世的遇刺,被选定之人遭受上帝的惩罚,王权达到危机的顶点,也标志试图将绝对主义与王国宗教分裂的新形势相融的政治实践失败。教授指出,亨利四世建立的新君主制,则通过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寻找平衡,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运作,也许正是这种平衡理论让我们可以理解亨利式王权的成功之所在。

第三讲为加尔文:人生与功绩的交叠( Calvin: croisements virtuels d’une vie et d’une oeuvre )在新教改革家中,因为材料的缺乏,我们对加尔文思想的转变与其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知之不多。克鲁泽教授从加尔文的各类著述出发,结合其宗教思想,分析加尔文的个人经历与其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

在加尔文的思想中,他提出了两种恐惧:不良恐惧和良性恐惧。加尔文认为不良恐惧是罗马天主教式的恐惧,是一种消极的恐惧,天主教徒表面的虔诚是隐藏的恨。它使得信徒生活于抗拒死亡的恐惧中,只是一种畏惧上帝惩罚的惶恐。不良恐惧始终在折磨信徒,并以无尽的善功礼仪释放个体的内在紧张和进行无助的祈求。加尔文认为善功只是奴颜卑膝地取悦而非发自内心,是一种自我中心化,一种爱自己甚于上帝的表现。因此他批判偶像崇拜、善功和各种礼拜仪式。教授指出,不良恐惧是加尔文的个人发现,同时也打上他的人生烙印,渗透着这位改教者的自我精神。良性恐惧是加尔文替代不良恐惧的药方。良性恐惧有三个特征——去除自我中心化,获得上帝公义与爱的保证,对于罪恶的憎恶。由是加尔文构建不良恐惧到良性恐惧的转换体系。接着教授延伸到加尔文的暴力观。加尔文从圣经出发,主张信徒与战士是一体的,勇敢战斗是良性恐惧的证明。在加尔文的体系中,爱恨互相支持,因而为上帝使用的暴力同样由爱来驱使。最后,教授指出,时代背景和童年丧母经历对于加尔文宗教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加尔文主义既是一种其混乱内部世界的投射,同时也是个人经历与脆弱的信仰体系相互碰撞的结果

每场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鲁泽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宗教战争时期暴力源头,暴力与身份意识的逻辑关系,国王形象与界定历史分期,天主教和新教暴力的实质等问题做出了悉心详尽的回答。克鲁泽教授的讲座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知识和启发,也让我们了解接触到宗教改革史和宗教战争史的国际学术前沿。大家都一致认为,能与国际顶尖学者进行交流和互动,受益匪浅。

                                           撰稿人:2011级世界史试验班 林煜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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