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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道】彼得·琼斯教授法国大革命史专题讲座报道(一)
浏览次数:379    发布时间:2015-1-15 20:57

第一讲 大革命为何发生?——地缘政治的阐释

Why Did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ppen: a Geo-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邀请,2015年1月5日至1月8日,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彼得·琼斯教授(Professor Peter Jones)为我院师生作了四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题讲座。

第一讲琼斯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解释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全新视角——地缘政治的视角。首先教授带领我们回顾了十八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十八世纪位于地缘政治等级体系第一集团的三大列强——法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除了三大列强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次强诸如英国、普鲁士和俄罗斯帝国等等。不论国家大小,这些国家都在海外拥有领土或殖民地,法西英占有北美,西葡两国在南美分庭抗礼,荷法葡英在东南亚和中国都占有据点,俄罗斯帝国不仅向太平洋方向殖民,还对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

教授接着指出,整个18世纪,欧洲各国激烈争夺着领土、人口以及政治霸权,战争是18世纪各国的政治重心,当思的欧洲其实是一场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生存争夺战。因此,当时的欧洲国家必须保有领土和有价值的殖民地,即国家潜在的商业和生产潜力、强有力的海军和陆军以及保证可以随时进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只有依靠这些,一个国家才能在欧陆保证自己的权力,荣耀和安全。而为了应对上述的局面,欧洲各国都在进行着自身的变革与转型,历史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崛起。这个概念用来描述那些通过税收和其他资源成功支撑起了国家军事力量,特别是应对连续的战争的国家。在18世纪的欧洲,如果想要在弱肉强食的游戏中胜出,那就必须成为“财政军事国家”。

法国也试图成为其中之一。但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带来的财政压力,即财政军事国家是否能和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共存呢?教授从18世纪最后一轮争夺——七年战争入手,为我们分析了法国是如何崩溃并走向革命的。七年战争后,欧洲各国为强化自身力量,纷纷进行国家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法国也不例外。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国企图通过帮助美国独立打击英国的全球优势,从而挽回自己在欧洲的劣势。但结果是,美国虽取得了独立,但英国并未因此受损,英美双方的贸易关系又迅速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法国未能从这场“干涉”战争中获益太多,相反还为此负债累累。英国得以在一场失败后仍保持其财政军事国家的优势,关键在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这也是英国在18世纪的争霸中充满活力的秘密。与之相对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传统君主制在应对财政军事国家的转型中没能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独立战争后,法国还沉浸在打败英国,试图重新确立自己在欧洲霸权之时,另一重危机袭来。俄罗斯从法国传统盟友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法国准备联合奥地利向圣彼得堡施压之时,发现约瑟夫二世背弃了与法国的同盟倒向了圣彼得堡。随后,法国和英国分别插足荷兰内战,站错了边的法国在荷兰投入的大量资金均损失殆尽,加剧了法国银行业的破产。

与此同时,法国和奥地利帝国的改革则招致了国内传统贵族和教士阶层的反对,而藉由美国革命的成功,人权思想开始在欧洲广泛的传播开来。因此,当时的法国实际上承受着双重危机,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局势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经济和财政危机。法国并不是一个穷国,但是为了维持其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整个国家已经不堪重负,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正是路易十六尝试改革国家的赋税体制。

由此可见,18世纪竞争性的国际政治环境促使欧洲国家向“财政军事国家”转型,但这种变革的巨大成本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传统君主制国家所无法承受的,同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也使法国在转型之路上屡次受挫,更加剧了变革的难度及其带来的破坏力,最终法国为了维持其欧陆霸主的地位付出了惨痛代价,旧制度随着大革命的爆发而崩溃。

 

第二讲  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

The Transition from an Old Regime to a New Regime, 1787–1791

第二讲教授则从法国内部寻找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旧制度下的法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但理论上的“绝对”并不意味着路易十六可以为所欲为。一者,“君权神授”在实践上要求国王必须尊重王国的基本法。二者,国王当同贵族乃至资产阶级精英分担理政之责。但是,在官方话语中绝无“代表”之言,亦无宪法或代表会议确保权力分享可以从理论付诸于实践。因此,1789年前的法国并无民权或法理的平等可言,而是划分为三个在权利和义务上并不平等的等级。

此外,当时的法国虽为统一国家,却无统一的地方管理体系。随着边疆领地不断并入,为确保地方势力的服从,王室只得向地方精英让步。此乃君主虽有“绝对”君权,却只能在共识与妥协基础上施政的原因。因而,国王每欲进行体制改革便会遭到地方精英的抵制。地方精英唯恐改革触及其特权,尤其是税收特权。

教授认为,几个世纪的旧制度的积习,之所以能够从制度结构到意识形态在大革命的数年中一扫而空,一在理念,二在行动。

理念方面,启蒙运动以个人为人类进步之源,“权利”进入欧洲话语。西方相对东方更重个人主义,追求现世中的自我完善,这种政治哲学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中都有开宗明义的表述。而后者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主权在民”这一启蒙运动从一而终的普世语言。法国对北美独立战争及其思想的支持,恰恰使自身在潜在改革者激进要求前更加脆弱。

行动方面,最关键的一举是重开三级会议。外交受辱于荷兰后,王室公开承认缺乏共识无以推进包括废除税收特权在内的彻底改革计划,而三级会议是唯一可以达成至少是表面共识的方法。正是这一信心虚弱的表现为革命提供了空间。三级会议成了不同阶层争论改革、质疑专制的制度平台。忍无可忍的第三等级单方面组建了代表大众的国民会议,他们以人民主权重新定义了国家。

第二个革命行动是攻占巴士底狱。平民控制了首都巴黎,更让国民会议代表们的口号实现成为可能,由此政权的新旧转变进入现实政治范畴。全国性的暴动敲响了特权阶级的丧钟。国王留在凡尔赛宫,贵族出逃国外,清算震惊了国内外。到1789年夏天,国民会议取代王室成为中央权力机关,财政力量和军事权力则掌握在各地一夜间兴起的监察或革命委员会手中。

此时最紧要的问题是稳定新政权并赋予其合法性。旧制度自下而上解体,国民会议需要填补权力真空。它宣布法国将实行君主立宪制,合法地废除旧制度的大部分体制。这些未经细察的政策源于法国面临滑向无政府主义、血腥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压力。暴力的威胁受到对未来的希望和当前经济困难的驱使,诠释了政权更替的速度与方向。狂热形势的征兆是八月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封建制以安抚农民,而六个月后叛乱形势好转,精心计算的会议便又宣布改为赎买政策。

教授指出,革命之下,重建比破坏艰难得多。最大的挑战是立宪。但自一开始革命者就缺乏对“契约政府”的共识,而且革命领导者的思想随形势经常变化。国王则既是理论,也是实践问题。理论上是还未完全与君主政体分离的革命国家内部的分权制衡问题;实践上则是是否由态度模糊又不受群众信任的路易十六担任立宪君主的问题。国民会议深知立宪之重要,但对君主与议会的关系问题则态度混杂。就在悬而未决之际,出人意料的是,1791年6月路易十六夫妇逃往国外。当他在边境被抓回时,无人再信任其忠诚,君主立宪的尝试似乎要化为泡影。

讲座之后,同学们积极提问。教授先以彭慕兰的大分流为基础为同学们作了相关问题的延伸,并就大革命前的公共空间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获益匪浅。

【撰稿人:张亦为,2012级世界史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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