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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道】饥荒与疾病:中世纪的英国农村
浏览次数:755    发布时间:2015-4-20 03:12

作者:夏阳开(2013级世界史试验班)

▍编辑按:黑死病,到底是如何改变中世纪英格兰地区的?“黑死病爆发,导致人口都死完了”这一简单的解释绝非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比黑死病更可怕的,是之后仍有一系列传染病的到来,以及连带着被改变的生育习惯、被打破的社会结构。最新的研究表明,集中居住的大家庭成为了传染病发生的温床;在黑死病后,仍有一系列的传染病在等待着他们。这使得劳动力愈发短缺,迫使女性参与到劳动之中。于是,女性的婚龄就此被推迟,生育率也随之下降,而这直接毁掉了大家族的基础——较多的新生人口。

饥荒与黑死病的交汇

对于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大饥荒(Great Famine)与“黑死病”(Black Death),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自13世纪末开始,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西欧的粮食供应已经日趋紧张,饥荒变得愈发频繁。这一系列遍及整个西欧、持续到14世纪中叶的饥荒,即是所谓的“大饥荒”。恰巧在这时,因为贸易从东方带来的鼠疫病菌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被时人称为“黑死病”的传染病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在14世纪下半叶与15世纪初,作为“黑死病”的后续,一系列传染病疫情又影响了整个欧洲。

但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仍然在争论这两个相继发生的事件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有些历史学家,例如波斯坦(M.M.Postan)认为,13世纪末出现的饥荒已经开始调整人口与资源的关系,而1348-1349年间来到英国的黑死病只是加速这个过程的催化剂。而布莱伯利(Bridbury)等人则认定,黑死病以及之后爆发的一系列传染病对当时英国影响有限。与他们的观点恰好相反的是,以加斯奎特(Gasquet)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认为黑死病对于政治、经济、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一开始于19世纪的争论,直至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想要把握这些争论的实质,我们必须理解学者们是怎么研究这个问题的。作为研究的基础,编年史告诉我们一些饥荒是如何发生的:糟糕的气候导致了严重的减产与谷物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许多穷人饿死,而活着的人对于生活也感到不满,使严重的社会混乱接踵而至。那么,编年史有没有正确地记载气候、物价、人口等各种要素的情况呢?

进一步的研究成功地说明了气候、物价、政府干预、社会秩序等因素的具体状况,除了人口以外。显而易见的是,中世纪不可能有现代人口调查来记录准确的人口数。那么,研究者该如何了解当时的人口变动呢?租地继承税(heriot)与遗产税(death-duty)倒是提供了分析人口变动的途径。按照封建制度,农奴死亡时,他的继承人需要交纳租地继承税与遗产税以保留剩余的土地与财产。那么税收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死亡的增加。而统计数据证明,谷物价格的上升与继承税的上升在数值上是相关的。

但是,法庭案卷(court roll series)与附加税的统计数据(ancillary taxtation data)告诉我们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拥有的动产有限,事实上有50%-60%的农奴不缴纳这些税收。因而,我们只能得知相对富裕的农民的人口变动。而向城市移民等现象让人口变动更加复杂。

事实上,这种死亡人数的增长,未必是由饥饿导致的。在谷物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有余粮的富裕农民反而有可能获利,而非陷入饥饿之中。而关于这段时期内,教区牧师死亡数量及时间的统计,也暗示着这一点:这些牧师生活优渥,不太可能因为无力购买食物而饿死,但在谷物价格高涨的的年份牧师的死亡数目有了极大的增加。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主要死于8月,而非离粮食收获时期较远、食物较为短缺的的冬末与春季。

黑死病以后,还有传染病

能解释这一点的只有可能是传染病,而且是与饥荒有一定联系的传染病。很有可能发生的是,这是由于食物质量的降低:穷人在饥荒期间不得不食用腐败变质的食物,而牲畜也不得不食用变质的草料——传染病因此得以出现。而相较于饥饿,传染病在杀人这一方面做得更加“平等”。因此,许多富人也间接地死于饥荒。

与饥荒类似,“黑死病”所造成的破坏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对于“黑死病”究竟杀死了多少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它起码使得近半数的人口死亡。但令人奇怪的是,在黑死病中损失的人口并没有得到恢复。按照传统观点,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增加了人均土地数量,使得人们更容易满足结婚所需的财产要求,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提出了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黑死病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人口损失(已被否证),那么之后的人口增长停滞也是正常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之后多次爆发的传染病疫情使得人口迟迟无法恢复。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黑死病后家庭结构与婚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了人口的停滞。那么究竟那种情况才是符合历史的呢?

事实上,在黑死病爆发后的前二十五年,第二种观点的解释是合理的。但在此之后第三种观点才与史实相符。在黑死病爆发之时,英国家庭仍然以传统的大家庭为主,孩子(一家之中往往有好几个孩子)成家之后仍然住在父母家附近,耕种附近的土地。因而,此时英国农村人口的密度相当大,为传染病在农村的流行提供了空间。这时的人口死亡,大多出于这一原因。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大家庭的支持,部分远离家庭住所在外居住的人也会选择回家,继承死于黑死病的家族成员的土地。这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大家庭。

但一段时间之后,这一局势就发生了逆转。集中居住的大家庭成为了传染病发生的温床,让许多人死在了黑死病之后爆发的传染病疫情之中。这使得劳动力愈发短缺,迫使女性参与到劳动之中。于是,女性的婚龄就此被推迟,生育率也随之下降,而这直接毁掉了大家族的基础——较多的新生人口。而这时传染病传染病的爆发范围也大大缩小,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也随之减少,因为农村居民已不再集中居住。这时的人口增长模式恰好与第三种观点相合。

结合其他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大饥荒与黑死病的影响作出新的判断。大饥荒期间谷物产量、人口与牲畜数量的确有一定的下降(饥荒最为严重的1315-1317年间约有10%的人口死于饥荒),但谷物产量与牲畜数量的下降并没有持续,而饥荒前已有的过剩人口填补了因饥荒造成的空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部分本来就贫穷落后的地区可能受损严重,但较为发达的地区仍得以应付这一危机。

与之相比,疾病所造成的影响就大了许多,不论是因为饥荒导致的传染病,还是“黑死病”的爆发,或是黑死病之后的一系列传染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一系列传染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还降低了生育率,改变了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得原有的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奴获得了自由,成为了缴纳货币地租的佃农;地主放弃对领地(demesnes)的经营,将其出售给富裕农民,加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对村外人口租地的限制逐渐被打破。一个更加自由的经济体制,在这次大动荡之后,就此开始发展起来。

 

改编自Phillipp Schofield教授在武汉大学的讲座Famine and disease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countryside.

菲利普•斯科菲尔德教授毕业于牛津大学,任教于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曾任历史系主任。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多次获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基金资助。英国著名的《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杂志主编,《中世纪乡村史》(Rur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杂志编委。斯科菲尔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史、乡村史,中世纪晚期饥荒与疾病史。主要代表作有:《中世纪英格兰的农民与共同体》(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 1200-1500, 2003);《西北欧的信贷与乡村经济(1200-1800年)》(with Thijs Lambrecht, Credit and the Rural Economy in North-western Europe, c. 1200-c.1800, 2009);《农民与历史学家:中世纪英国农民史学》(Peasants and Historian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edieval English Peasantry, [forthcoming])等。

转引自:世界历史茶馆,历史类公共阅读平台,努力提高您的在线历史阅读体验,欢迎关注我们。历史写作不是无源之水,在分享到朋友圈的同时,您也可以翻阅、浏览一下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相信您能获得更多的阅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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