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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道】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阿瑟•伯恩斯教授来我所讲学(一)
浏览次数:863    发布时间:2015-5-12 10:01

2015年4月20日至28日,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教授应邀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的师生作了题为英国近代史的系列学术讲座。此次讲座共分为五讲,就英国近代史的研究状况、政治、犯罪、妇女、宗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第一讲中,教授主要介绍了英国史学界关于汉诺威王朝历史的研究状况。教授认为,约80年前,政治史依然是历史研究的主流;30至40年前,出现两个新动向:第一,路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产生较大影响,这一学派认为,纠缠于宪法原则的冲突是不明智的,应该根据政客的实际利益,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但这个观点过于夸大上层的作用,忽视了精英之外的群体。第二,深受马克思、韦伯等的影响,社会经济史日益重要,工业革命成了该时期最重要的事。“意识形态”问题不再是关键,仅仅是历史的装饰。但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些观念也遭到质疑:其一,工业革命的影响并非描述中的那样深刻迅疾,至少在1850年前并非如此。其二,政治并非仅是物质层面的反映,意识影响也不可忽视。人们开始重新发现宗教的影响力。

接下来,教授讲述了近来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视角,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第一,1830年左右,英国“旧制度”破灭。克拉克(J.D.C. Clark)认为在1830年之前,英国处于“旧制度”之下,这一制度下影响的社会特征是:神权政体影响较大、政体构想尚未实现、工业革命并不重要、阶级并不是关键、中产阶层没有较大影响力,并且是宗教冲突而非国内权力斗争导致内战爆发。但事实上,英国是否存在与法国相似的“旧制度”还待争议。第二,哈贝马斯指出的“公共空间”兴起。由此,参与者能平等发声并被倾听。同时期酒馆和咖啡馆的繁荣也为此提供了便利。第三,现代国家的逐渐形成。这个课题曾争论过:该时期背景下,国家政权是强是弱?第四,民族融合。不仅是地理层面,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的融合;也由于信仰层面的宽容,互相之间的身份认同更高,社会层面的隔阂也逐渐打破。第五,社会特征的变化。中产阶层在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不同于过去——穷人和富人处于尖锐对峙。同时,市场经济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

第二讲主题是“英国汉诺威王朝晚期的人民与政治”。人们普遍认为,1832年改革前,选举充斥着腐败,但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何在漫长的时段中,反对声少有?教授细致剖析了这一问题背后的种种原因与争议。

英国当时的议会选举确实存在着区域和人口的不对等,同时选举也经常受到选举者背景的影响。候选人数方面,英国每个郡有两名议员,两所大学(牛津和剑桥)也有自己的议员,众多自治市镇共有558名议员(每个市镇有两个)。出于选举结构的限制,在汉诺威时代,选民数量只占英国总人口的约5%。即使在伦敦,选民数量也只有10%。候选人资格方面,根据1710年的选举资格法(Qualification Act),郡议员需要有600镑资产,市镇议员需要每年有300镑收入。这些门槛的存在,导致上层精英才有参选资格。竞选活动不仅对财力要求很高,同时,候选人背景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贵族或者政府里的人,在任免权的决定上十分有影响力,所以会出现选举的不公正。同时,这些“背景”对选民和其他看热闹的人也有影响。在投票中,他们不得不考虑地主、雇主的利益。选民这种顺从的、迎合的心理倾向,使得有“影响性”的人无须强行逼迫,就能遂愿。

不过教授指出,上述的部分观点值得商榷。一些反对者表示:王权、工厂主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同时存在一些“实际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这些代表并不是本地选出的,当选后代表的是全国利益。因此,1832年改革前的选举环境也没有设想中那样悲观。首先,在选举中,人员来源多样。商人、律师等中产阶级被聘为竞选团成员,让选举团本身有了法理和财力上的支撑。同时,受到控制的席位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多,幕后的人也不得不考虑选民的意愿。到了1832年,幕后的人大约只能稳定控制3个席位,影响50个左右的席位。此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美国传来的思想影响着民众的认识,政治漫画也影响着舆论,英国渐渐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公民群体,为日后的现代竞选模式奠定了基础。此外,为了更为完整地呈现汉诺威王朝时期政治生活的图景,教授对暴动、请愿、众议院、印刷业、集会运动这些政治行为也有所提及。

第三讲则介绍了1750-1900年英国犯罪和刑罚的变迁。伯恩斯教授首先介绍,英国的惩戒机制并不是一蹴而就,18世纪之后,警察、法庭、刑法体系本身才不断建立和完善。而刑法体系本身也伴随着监狱的建立而走向人性化。此外,教授还分析了法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道格拉斯·海伊(Douglas Hay)是研究18世纪犯罪问题的先行者。他发现该时期由于人口增长,犯罪率骤升。战争期间,男性奔赴战场,犯罪率有所下降。战时罪案主要是女性为了养活家中孩子老人孩子而进行的一些小偷小摸。战争结束后,士兵回到家乡,社会中有对犯罪的恐慌感,因而有更多关于犯罪行为的报道。这一时段之后,直到19世纪,犯罪率有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而这与当时逐渐完善的惩罚体系密切相关。

接下来,伯恩斯从警察、法庭和惩罚三个层面介绍了人们如何逐渐完善惩罚体系。其一,关于警察。18世纪,大多数治安活动由教区级的警官和普通民众维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18世纪70年代后,有人开始提议国家组建治安维持机构。1829年,时任内务部长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r)促成了“都市警察法”(Metropolitan police act)的通过。这一法案被认为是英国现代警察的开端。其二,关于法庭。18世纪,法庭的运作形式与今日不同。案件大多是由受害者起诉(现在由公诉人),或者在法律处理之前就诉诸暴行来解决。到了19世纪中叶,警察逐渐开始起诉罪犯。其三,关于惩罚。18世纪初期,最流行的惩罚思想是“bloody code”——处以极刑。18世纪中叶,还有两种惩罚形式十分重要,一种是鞭刑、枷刑、烙印等体罚,另一种是将罪犯流放到美洲、澳洲等殖民地。18世纪七八十年代,惩罚开始起变化,某些体罚被禁止。19世纪20年代,死刑被大幅度削减;枷刑、公开处决、流放也逐渐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监狱的兴起。                                                          

最后,教授介绍了相关学者对法律本质的看法。道格拉斯·海伊表示,司法系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贵族很少受到法律的惩戒,除非是犯了诸如“同性恋”的罪行。对于此,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约翰·朗拜因(John Langbein)指出,很多原告与被告属于同一阶层,并不是贵族。往往是穷人偷穷人,因为富人的财产已经被很好地保护。同时,朗拜因和彼得·金(Peter King)注意到陪审团在判决中的重要性。且陪审团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而非上层精英。在对19世纪的研究中,维克·加特莱尔(Vic Gatrell)也想证明19世纪法律的阶级属性。在他看来,法律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惩罚是共同体用以捍卫自身传统和道德的方式。但是,判罪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准则,随着共同体的变化发展,惩罚手段也需要做出调整。米歇尔·福柯(Micheal Focult)则跳出法律框架看得更远。他通过分析新型监狱,指出惩罚方式的改变(残忍的极刑逐渐废止,更多监禁训诫),是为了迎合处在上升期的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创造了处于被规训状态的社会。但在教授看来,需要谨慎对待福柯的解释。

在三场讲座中,同学们主要就公共空间的兴起与私人阅读的发展的双重互动关系、受贿中主要采取的形式、城市之外的地方法庭建立的情况进行了相关提问。教授也都作出了细致的解答。

                                (撰稿人:2011级世界史试验班  李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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